【重磅】5年来15个副省级城市市委书记、市长调整情况观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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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省级城市在我国城市体系中处于塔尖地位，在行政级别上仅次于直辖市，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和重要引擎，在引领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带动和辐射作用。

副省级城市是个能干事业的地方，也是个能干成大事的地方。副省级城市市委书记、市长，在副省级干部中属于相当重要岗位，是培养更高级别党政干部的摇篮。对于官员来说，担任此职是一重要历练，是官员政治生涯的荣耀时刻。

今年底至明年初，副省级城市将会陆续进行换届。本文将副省级城市自上一次党代会以来担任过市委书记、市长的62位领导干部作为观察对象，试图找出其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。

观察一｜势：经济发展与干部调整的相关性

15个副省级城市，按区域分布为：华东地区（6个）：南京、杭州、济南、青岛、宁波、厦门，东北地区（4个）：沈阳、大连、长春、哈尔滨，华南地区（2个）：广州、深圳，华中地区（1个）：武汉，西南地区（1个）：成都，西北地区（1个）：西安。本文领导干部排序按照从南到北的顺序。

15个副省级城市，有11个城市居大陆地区城市GDP前三十名。只有沈阳、长春、哈尔滨、厦门等四个城市不在前30名的行列中。15个副省级城市，有10个城市2020年GDP总量过万亿，深圳以27670亿元居首，哈尔滨以5184亿元居末，从这可以看到南北差异之大。

近5年来，副省级城市市委书记总共有36任，7个城市经历3任市委书记，7个城市经历2任市委书记，仅有1个城市是1任市委书记。

副省级城市市长总共有31任，4个城市经历3任市长，7个城市经历2任市长，3个城市只1任市长。 

从5年来市委书记、市长的调整次数来看，干部调整次数与经济发达程度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。

相对来说，发达城市的市委书记调整频率高于其他城市，从发达城市市委书记提拔起来的概率较高，比如从深圳、广州、杭州、武汉、宁波、厦门等市委书记位置成长起来的正省级有10多位。

发达城市的市长调整频率低于其他城市，欠发达城市市长调整频率较高。比如，广州、厦门、宁波5年间只1任市长，大连、长春有3任市长。

观察二｜时：任职时长、年龄结构分析

笔者将5年多来15个副省级城市市委书记、市长的任职情况做了一个时间轴线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，市委书记、市长的任职时间都不长。测算一下，市委书记的任期平均2.08年，市长的任期平均2.42年。

5年来，任职时间较长的市委书记是：大连市委书记谭作钧（4年2个月）、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（4年1个月）、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（4年）、哈尔滨市委书记王兆力（4年）。

5年来，任职时间较长的市长是：广州市长温国辉（4年4个月）、沈阳市原市长姜有为（4年2个月）、宁波市长裘东耀（4年2个月）、厦门原市长庄稼汉（3年9个月）、深圳市长陈如桂（3年8个月）、成都市长罗强（3年6个月）。

5年来，市委书记空缺的时间不多，空缺时间较长的是西安和武汉。西安王永康调任后至王浩接任，期间市委书记空缺6个月；武汉陈一新调任后到马国强接任，期间市委书记空缺4个月。

5年来，市长空缺的时间相对市委书记来说要多而且长。厦门庄稼汉2020年7月提任福建省委常委、统战部长之后，市长空缺已有10个月。2019年6月徐立毅从杭州调到郑州后，  直到刘忻2020年4月接任，期间市长空缺10个月。

目前，青岛、长春市委书记空缺；厦门市长空缺，南京市长由市委书记兼任。13位现任市委书记中60岁1人、59岁4人、58岁1人、57岁1人、56岁2人、55岁1人、54岁2人、53岁1人。最年轻的53岁（大连市委书记谭作钧，1968年10月出生），年龄最大的60岁（沈阳市委书记张雷，1961年7月出生）。

14位现任市长中60岁1人 、59岁1人、 58岁2人、 57岁2人、 56岁5人、54岁1人、50岁1人。最年轻的是50岁（大连市长陈绍旺，1971年2月出生），年龄最大的60岁（宁波市长裘东耀，1961年8月出生）。市长的年龄普遍低于市委书记的年龄。

14位从副省提任正省时的年龄情况是，59岁的4人、58岁的3人，57岁2人、56岁2人，55岁、54岁、53岁各一人。这说明即使到了59岁这个关键年龄坎，提拔还是有希望的。

观察三｜人：他们从哪里来

5年来，15个副省级城市共有35位市委书记、30位市长，总计62人。从籍贯、第一所大学、第一份工作、任市委书记市长前岗位等方面观察他们从哪里来。

35位市委书记都是哪里人？籍贯江苏的最多有8位，其次是山东6位，河北4位，浙江、湖南各3位，湖北、福建各2位，山西、江西、辽宁、安徽、河南、吉林、黑龙江各1位。涉及省份14个。

30位市长籍贯山东的最多有7位，其次是广东、陕西、湖北、江苏各3位，浙江、吉林、辽宁各2位，福建、重庆、四川、河南、天津各1位。涉及省份13个。

他们的第一所大学是在哪里读的？35位市委书记绝大多数是大学毕业。有20位毕业于清华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复旦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南开大学、山东大学等名牌大学，且所学专业以理工科专业为主。

30位市长大多数是大学毕业，有少数是大专、中专毕业。毕业于清华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吉林大学等名牌大学的仅几位，其所学专业理工科与财经类占比大体相当。市委书记毕业院校明显优于市长毕业院校。书记、市长中没有一人毕业于北京大学。

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？35位市委书记中有13位第一份工作是高校、党校、中学教师，13位是国家部委或省市县乡镇干部，2位在企业工作。29位市长中8位第一份工作是高校或中学教师，8位是省市县乡镇相关部门干部，7位在企业工作。总体而言，他们的第一份工作以机关干部和高校教师居多。

观察四｜运：他们到哪里去

主要观察他们在市委书记、市长岗位之后的去向情况。

市委书记提拔为省长或正部的有14人，陈一新、郑栅洁、易炼红、王凯、马兴瑞、胡昌升、王清宪、王蒙徽、王君正、唐一军、许勤、赵一德等都是从副省级城市市委书记岗位成长起来的省长或正部。重用为省委副书记的有2人，平级交流的有4人。马国强2020年3月不再担任武汉市委书记。广州原市委书记任学锋于2019年11月份去世，享年54岁。

市长的去向是，从市长岗位升任省委常委的有7人。平级调动的有7位。2018年11月，南京原市长缪瑞林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。2018年11月，西安原市长上官吉庆因秦岭违建等问题被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，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务。2018年8月，长春原市长刘长龙因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引咎辞职。

副省级城市市委书记、市长虽然都是副省级，但其政治走向却相差甚远。总体而言，市委书记的政治前途优于市长。

市委书记都兼本省省委常委，有的还是省委副书记，比如广东省委副书记、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。市长大都是本省提拔或本省平调产生的。市长命运多舛，其岗位风险度明显高于市委书记，5年间，被查、降级、引咎辞职的各有一位。从已经调整的市长走向看，鲜有升为正部级的，仅许勤从深圳市长岗位成长为省长。平调到省人大、省政府、省政协任副职的居多。

从市政府到市委的路看上去很近，走起来却很远很远。市委书记都干过市长，这话不太适用副省级城市。5年来，从市长岗位升任市委书记的仅有3人，许勤从深圳市长升任市委书记，王忠林当时从济南市长升任市委书记，韩立明今年从南京市长升任市委书记。以武汉为例，建国以来，从武汉市长岗位升任武汉市委书记的仅阮成发一人。原市长万勇、周先旺现被调至湖北省人大、政协任副职。

观察五｜思：若干思考与建议

基于副省级城市的政治、经济地位，为保持副省级城市发展战略与规划的相对稳定与实施，笔者就副省级城市市委书记、市长的调整问题提出如下建议：

1、适当降低干部调整频率。“一个师傅一个法”，两三年换一个城市主官，频繁的人事变动，对于干部成长有利，却不利于城市的发展。15个副省级城市少有市委书记、市长干满一届的。城市的发展需要“一张蓝图画到底”，建议适当降低城市主官的更替周期，让更多的有能力的领导能干满一届甚至两届，把城市做强做优。

2、高配市委书记为正省级。市委书记需要成长，任期过长可能影响政治成长。为此建议，将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高配为正省级，仍在省委、省政府领导之下。这样既有利于干部成长，又利于城市持续发展。

3、增加市长的跨省流动性。市长的流动性、成长性远不及市委书记。建议将发达地区的城市市长安排到欠发达地区当市委书记，解决市长难以晋升市委书记的问题。例如可将东部、南方城市的市长安排至西部、北方城市当市委书记，充分发挥他们在发达城市的经验和智慧解决欠发达城市的发展难题。

4、适当优化干部年龄结构。现有市委书记、市长中57岁以上的有13人，到今年底明年换届，预计都要作调整。建议适当增加55岁以下的干部充实到副省级城市市委书记、市长中，以利于他们能安心地干满一届。适当拉开市委书记与市长的年龄差距，形成梯次结构。同时适当增加女干部比例，62位市委书记市长中仅韩立明一位女性。

5、注重从国企中选拔干部。市委书记从企业中来的较少，市长从企业中来的相对多一点，但总体比例仍然偏低。企业中经济发展的主体，党委政府服务企业是重要使命。不做过企业的干部，很少能感知企业的真正疾苦与需求，制订政策时就容易走偏，不能击中要害。当然，企业干部在处理复杂矛盾的能力上还需要进一步提升。